2010年全国各省、市、区经济综合竞争力处于上游区（1—10位）的依次为：江苏省、广东省、上海市、北京市、浙江省、山东省、天津市、辽宁省、福建省、湖北省；排在中游区（11—20位）的依次为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四川省、安徽省、河南省、江西省、黑龙江省、湖南省、重庆市、陕西省；处于下游区（21—31位）的依次排序为海南省、山西省、吉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云南省、贵州省、甘肃省、西藏自治区。
与2006年相比较，排位上升的有11个省、市（区），上升幅度最大的是重庆市，排位上升了6位，安徽省排位上升了4位，江苏省和江西省排位均上升了3位，内蒙古自治区、湖北省、海南省、四川省排位均上升了2位，贵州省、陕西省、青海省排位均上升了1位；9个省、市（区）排位没有变化；排位下降的有11个省、市（区），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山西省，排位均下降了5位，其次是河南省，排位下降了4位，吉林省、黑龙江省、广西壮族自治区3个省、市、区排位均下降了3位，河北省、上海市、湖南省3个省、市、区排位均下降了2位，北京市、云南省、甘肃省3个省、市、区排位均下降了1位。
《中国省域竞争力蓝皮书》的主编李建平教授认为，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提升是各种要素综合积累的过程。整体上，五年内各省市区所处的排位相对比较稳定，变化幅度较小。
从这个层面上看，作为西部地区的陕西，1位的上升尽管称不上重大成就，但是如果冷静分析，我们至少可以从中看出陕西未来经济发展的端倪。
宏观经济竞争力——陕西经济生态的优化之路
宏观经济竞争力由经济实力竞争力、经济结构竞争力和经济外向度竞争力三个方面体现，其主要指标都是生产、收入、投资、消费、进出口和产业结构等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
陕西省信息中心主任李振平说：“从某种程度来说，宏观经济竞争力就是一个地方经济生态的重要体现。它的平衡和优质发展直接决定着这个地方的经济竞争力强弱。而陕西的这一经济生态正积极地向着合理的方向发展。”
那么“十一五”期间陕西宏观经济到底是怎样的态势呢？
“‘十一五’期间陕西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态势，经济总量的提升为陕西经济的强势发展提供基础，也为‘十二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条件。”基于对陕西经济信息的掌握，李振平对陕西经济增长给予了准确判断。
根据陕西省信息中心提供的数据，5年来，全省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4.7％，超出规划增速3.7个百分点，预计2010年达到9860亿元，提前两年实现了6000亿元规划目标，在全国位次从20位前移到16位。人均生产总值超过26000元，提前两年实现16000元的规划目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2.6万亿元，提前一年实现“十一五”1.7万亿元的规划目标。
从1000亿元总产值到2000亿元总产值，再到近4000亿元总产值，陕西人奋斗了10年，而从3900多亿元总产值跃升到近万亿元总产值，仅仅用了5年时间。
不仅是收入，“十一五”时期全省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奠定了基础。“十一五”时期，全省累计完成投资达2.6万亿元，相当于“十五”时期的4倍，年均增长34.4%。特别是17条高速公路的建成、高铁的兴建和国际机场的扩建改建，让陕西经济的整体生态环境有了质的飞跃。
在整体设计上，关中—天水经济区规划稳步实施、西咸新区建设的现代田园城市理念、渭南陕西“东大门”建设，宝鸡建设关天经济区副中心城市无疑为陕西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增长点。
尽管成绩卓著，但是陕西宏观经济的发展显然也有软肋，它成为陕西经济生态的不稳定因素。
“西部大开发10年来，在国家政策、资金的大力支持下，陕西无疑处在一个持续性的战略机遇面前。而陕西也抓住了这样的机遇，经济整体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但是总体上看，尽管我们经济综合竞争力进入中游，可是处于中游末端，经济社会发展还比较落后，欠发达省份的地位仍然没有改变。”西安交大经济金融学院院长冯根福对陕西的发展有着冷静的洞见。
冯院长给出了这样一组数据，2009年，陕西经济总量尽管由2000年的1080亿元快速增长到8187亿元，但是经济总量相对较低，占全国比重仅2.4%，份额偏小，低于人口和面积所占比重。在全国生产总值排名中，居于17位，经济总量只相当于广东的19%、浙江的31%、四川的54%和内蒙古的89%。
“陕西投资增长过快，消费需求增长乏力也会使经济增长的有效性大打折扣。2001—2009年，陕西生产总值连续八年实现两位数字增长，创2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全省财政收入也突破千亿，达到1389.5亿元，年均增长25%左右。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名义增长11.5%，实际增长8.6%，低于财政收入14.7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10.8%，低于财政收入10多个百分点。陕西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0%左右，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位全国的63%左右。城乡居民收入比位4.1:1，远大于全国水平。”陕西省社科院副院长石英认为收入过低必然导致消费需求乏力，同时也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看来，“富民”和“强省”这两个命题共同推进和协调发展，是陕西需要用很大力量和智慧来实现的。
产业经济竞争力——陕西经济原动力
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三次产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载体，产业经济的发展是经济成长的动力，而企业更是国民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没有产业的发展，就没有国民经济的发展，产业没有竞争力，国民经济就没有竞争力。各省经济综合竞争力和产业经济竞争力基本是同方向变化的。那么陕西产业经济呈现什么样的态势？它又为陕西经济提供什么样的原动力？陕西产业经济竞争力存在哪些优势和不足呢？
陕西“十一五”期间三次产业结构明显变化，通过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产业结构由11.1:49.6:39.3调整为9.4:54.5:36.1，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90.6％，比“十五”末提高1.7个百分点。从产业结构内部行业发展来看，高新技术产业已经由2005年10%的占比提高到2009年间的20%以上，其中航空航天、石油装备、输电设备、数控机床、冶金煤炭重型设备等高端装备制造业，太阳能光伏、风电设备、物联网产业、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发展势头迅猛，已经成为新的增长点。
“我省呈现从二产强支撑型经济向二产、三产双支撑型经济转变的势头，但转变速度有所减缓，依靠工业强力支撑经济增长的基本特点短期内不会改变。”李振平对陕西产业竞争力有着自己的判断。
毋庸置疑，拥有先天自然资源和较强工业基础的陕西想要快速发展必须让第二产业充足地发展。
那么陕西的第二产业给陕西经济竞争力又带来些什么呢？
“按照霍夫曼工业结构四阶段理论来看，陕西处于工业化第四阶段，即重化工业阶段。而陕西工业发展具有重化性、军工性、政府性等特征。这些特点一方面可以保证陕西经济的稳步快速发展，同时也为陕西今后的持续发展提出了挑战。”冯根福说。
陕西经济的指数也证明着冯院长的论断。2010年1-10月份八大支柱产业产值在2009年恢复增长的基础上继续全部实现正增长。其中能源化工完成总产值4085.62亿元，增长37.3%，拉动增长16.88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完成总产值2005.78亿元，同比增长30.8%，拉动增长7.15个百分点；有色冶金完成总产值984.3亿元，同比增长36.8%，拉动增长4.03个百分点。
同时一个显见的事实是，2009年大中型企业总资产贡献率为13.17%，产值利税率仅为20.17%，每百万元固定资产仅实现利税24.40元，总资产贡献水平相对较低。能源化工产业发展主要依赖石油、煤炭等自然资源开发和初加工，资源深加工和深度转化力水平低下。
2009年全省石油产业产值1855.82亿元，化工产业产值仅为274.92亿元，占不到石油工业的15%；煤炭资源转化利用水平更低，全省生产原煤2.96亿吨，化工用煤占17%，煤炭产量约占全国10%，单发电只占2.5%，低于全国3.3%的平均水平。
而在资源环境上，倒逼压力使陕西节能减排压力十分艰巨。目前，全省10类工业产品综合能耗有8类高于全国水平。2009年，万元GDP能耗高出全国16.2%，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高出全国0.18吨标准煤。
“只有全面推进三次产业向高端化、高质化、高新化发展，全力打造具有科技创新力、市场竞争力、区域带动力和产业聚集力的高端产业集群，才能实现产业能级跃升。”石英副院长说。
知识经济竞争力——第一生产力带来的可能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是省域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教育发展也为省域经济发展提供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和智力支持。所以知识经济发展是提高省域经济发展速度，优化省域经济结构、改善省域经济效益的有效手段。
“陕西综合科技实力雄厚，在科研方向上覆盖了制造业的几乎全部技术领域，开展多学科集成创新的条件十分优越。然而现实是，陕西科技资源转化十分有限。陕西经济的发展并不能大力收益于科技。”石英副院长对陕西知识经济竞争力的状态给予了自己的判断。
一方面我们看到，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已经具有国际领先水平和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国家标准、行业标准100多个、建成国家和省级企业技术中心136个，重点实验室63个，工程技术研究中心56个，各类产学研机构、生产力中心916个。科技研发投入逐年加大，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达到2%，高于全国的1.6%的平均水平。
另一方面，我们也清晰地发现，从创新主体培育和发展来看，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还不牢靠。以陕西大中型企业为例，2009年，研发经费投入42亿元，仅占全国的1.6%，占企业销售收入的0.77%，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07个百分点，投入总量排全国第20位，投入强度排全国第14位。新产品产值占全国新产品产值的0.99%，新产品产值率仅为8.94%，而同期，重庆为40.43%，四川为18.37%，广西为15.06%，全国平均水平为16.41%。企业创新能力还未有效发挥，现有科技优势远未有效转变为创新优势、产业优势和竞争优势。
“陕西科技力量在传统体制下形成的‘三个分离’的弊端是陕西知识经济竞争力不能强势发挥的主要原因，统筹科技资源在陕西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石英说。
石英所说的“三个分离”，在2011年《陕西经济发展报告》上有清晰的阐释：一是军民之间的创新链分离。国防科技工业是科技资源最为密集的行业，其科技活动人数、科研经费和科技成果数量占全省1/3以上，但科技资源的军民共享和科技成果的军民两用推进很慢，与民用制造业融合发展的格局尚未形成。二是条块和部门之间的创新链条分离。陕西的科技资源在条块约束下自成体系，相互之间的创新活动缺乏相互衔接，低水平重复的项目多，高水平合作创新很少，科技资源的自由流动受到限制。三是科研单位与生产企业之间的创新链接分离。部分专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科研项目，或脱离企业生产实际，或缺乏中间试验，或缺乏合理的商业运作机制，科技成果很难走出实验室。企业由于人才、资金等要素制约，技术创新能力和科技成果推广应用能力不强。
在现实中，这样的“三分离”导致陕西很多强势产业失去了做大做强的后续力量。“陕西是钛工业大省，钛及钛合金研发生产技术和生产规模位居国内领先地位。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和宝钛集团拥有较强的研发生产能力，但钛化合物应用产品、钛设备产品和新型材料的开发比较滞后，尚未形成规模，由于缺少钛材以外的主导产品来支撑，钛产业很难继续做大。”李振平举出这样的例子。
毋庸置疑的是陕西的科技具有巨大的潜力，然而要将其转化为经济力量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老子曾说过“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十一五”期间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蓝皮书的分析尽管不能说明所有问题，但它给了陕西一个全面审视自己的角度，相信陕西经济会用圆融的智慧向着更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
